今年（2005年），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史学家、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礼锐先生诞辰100周年。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，我们教育界新老几代学人聚集一堂，追思毛先生的治学精神、师德风范，对于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来说，要继往开来、自觉地承担起历史和现实所赋予的学术使命、教育责任，这是一次十分可贵的学习机会。
毛礼锐先生别号振吾，江西吉安人，生于1905年。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的社会和教育剧烈转型的时代。五四运动那一年，先生考入江西省立第六中学。5年后，又考入著名学府东南大学，学习教育学。1929年大学毕业，被聘为南昌鸿声中学副校长，随后又担任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师范科主任，并兼任实验小学校长。1935年，先生负笈出洋，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皇家教育系，师从著名教育家沛西?能教授，专攻教育原理。1936年转赴美国，入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，故读硕士课程，次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。不久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先生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，回国从事文化教育救国活动。先是在吉安创办文山中学，继任河南大学教授、四川教育学院教授。1941年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兼教育系主任。抗战胜利后，于1946年任职于南京《大刚报》，并在各大学兼课，次年任中央大学、政治大学教授。1949年南京解放，先生赴北京华北革命大学政治学院学习，后受聘为辅仁大学教育系教授。1952年院系调整，转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、教育史研究室主任。
先生的后半生都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渡过的。在这里，先生积极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的制定和文科教材的编选、审定，为全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。除本科教学外，先生还是中国教育史专业最早的硕士生、博士生导师之一，并悉心指导、帮助青年教师，为中国教育史学科培养了一批优秀专业人才。由于在学界享有崇高威望，先生曾有很多重要学术兼职，如中华孔子学会顾问、中国教育学会和全国教育史研究会顾问、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顾问、陶行知研究会及陶行知基金会理事、《教育研究》和《教育史研究》杂志的顾问等。1992年7月18日，先生在北京病逝，享年88岁。
先生学贯中西，一生刻苦奋励、勤于著述，多有传世之作。著有《古代中世纪教育史》、《中国古代教育史》(与瞿菊农、邵鹤亭先生合著)等；主编有《中国教育通史》、《中国历代教育思想家评传》、《中国古代教育家传》、《中国教育史简编》等。他撰写的很多学术论文，如《中国原始社会的教育起源与教育性质问题》、《我国学校是怎样产生的？》、《儒家的“教学论”初探》、《论语教育论文试解》、《汉代太学考略》、《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》等，都是中国现代教育史研究成果中的经典之作。透过这些著述，我们可以深刻领悟毛先生独特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。
先生学养深厚而文风朴茂。每究一事、每成一文，先生必先遍查史料、通读文献，待史料滥熟、问题通透、胸有成竹之后，方才下笔。一下笔则一泻千里。故其为文文风朴实，文思缜密，文笔凝炼，让人读来有行云流水、酣畅淋漓之感，生深沉敦厚、“无一字之闲”之叹。
先生敬爱传统而又坚持用科学态度、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教育史。先生对中华民族之文化教育传统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他一生最反对的就是数典忘祖、蔑弃先人文化创造的浅薄学风，力倡教育史工作者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，理直气壮地去认识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教育传统，客观研究、认真剖析各种教育弊端产生的深刻历史根源。在具体研究过程中，他既努力学习、借鉴西方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，又坚持中国教育教育史研究从中国实际出发，写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。
先生坚持史论结合、以古鉴金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，他以十分真诚的态度，认真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，并将其自觉运用到教育史研究中。在这方面，毛先生是老一辈学者中做得最好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总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下功夫，突出教育史学科以古鉴今的价值和功能，著述中充满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。
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几十年间，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书育人之中。20世纪50年代，他就积极参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，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教育史工作者。60年代初，根据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精神，毛礼锐先生和邵鹤亭、瞿菊农先生一起，撰写了《中国古代教育史》稿。邵、瞿二先生于文革时期不幸过世，毛先生独立支撑，修订书稿，于1979年正式出版，与陈景磐先生的《中国近代教育史》、陈元晖先生的《中国现代教育史》，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套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系统专著，可谓开山之作，当时众多的莘莘学子，都是通过学习这套教材，而进入中国教育史的学术殿堂的。直到今天，它仍然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必读之书。
文革结束，学位制度恢复之后，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，疾患缠身，亲自编教材、带研究生，言传身教、孜孜以求，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教育史专业、也是整个教育学一级学科的硕士和博士。更为感人的是，毛先生甘为人梯、提携后进，以教书育人为自己的生命。他一有新鲜的想法，就与晚辈和学生们共同研讨、共同分享；后生们思想中的闪光之点一旦被他捕捉到，他就加以肯定、大加鼓励。其教泽所被，遍及全国教育史学界。西南师大熊明安的《中国高等教育史》，华南师大陈汉才的《中国古代教育诗选评》，北京师大程舜英的《两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史资料》等，都是教育史园地别具新意的作品。这些新作，用作者们自己的话来说，若没有毛先生的启发和扶掖，就不会有它们的问世。书稿完成后，毛先生都赐送序言，予以鼓励、宣扬。在80年代中国教育史学科的重建过程中，毛先生与沈灌群先生共同召集全国教育史学界的中坚力量，用10年时光，完成了煌煌6卷本的《中国教育通史》和上下两卷的《中国历代教育思想家评传》。这两套巨著，是团结全国教育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是教育史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，它们因此成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里程碑而永载史册。
江山代有英豪出，继往开来谱新曲。以毛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教育史学前辈，在风云变幻、荆棘丛生的艰苦环境中，忍辱负重，辛勤耕耘，为新中国的教育史研究传承了学脉，奠定了基础。作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史学科的传人，我们要不辱使命，继往开来，让毛先生等老一辈教育家开创的教育史研究事业薪火相传，谱写出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历史的新乐曲、新篇章!
敬爱的毛礼锐先生，我们永远怀念您！